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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乐观是必需的生活态度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作者:毕海玲 时间:2009-07-10 点击:

 

赵晓,江西奉新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世界银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财经观察员,荣获中国经济学青年学者奖提名。

研究领域涉及宏观经济与政策分析、国企改革、市场跟踪与预测,特别是在通货紧缩问题上于1998-1999两年内在《经济研究》发表四篇文章,从趋势到政策均做出精辟的分析,直接影响了当时宏观政策取向的调整。
近几年来,又在中国的财政危机、石油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就业与失业、企业成长等问题上提出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政策分析。更为重要的是,他在中国第一次从市场伦理的角度对不同市场经济进行比较,开拓了认识市场经济、理解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一个全新领域,并处于该研究领域的前沿。  
时值经济的低谷,即使是买菜途中的闲聊也开始会提及“雷曼兄弟”,忽然间,美国、次贷、经济危机成为了世界的关键词,中国也不外乎如此。在这样的聚光灯下,身为经济学博士的赵晓开始频繁“走穴”演讲。与其他慷慨激昂、言辞尖锐的经济学家区别,赵晓的说话却处处体现着谦和与儒雅。即使是三个小时的节目录制后,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依然亲和,不时地向忙碌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丰富的学识下面赵晓所拥有的、带给我们感动的这份品格是来自于岁月的磨砺和积累。
乐观——像王子一样成长  
赵晓的个人性格形成与其成长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赵晓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整个中国来说,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而对于赵晓的生活,却是一段轻松岁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1967年,赵晓出生在江西奉新县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在那里无忧无虑的生活、成长,塑造了他与世无争、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这样的人生态度主要传承于他的母亲,“我的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是一个温和的人,善良,质朴。”赵晓告诉记者。
回首往事,赵晓难以掩饰心中的那份对母亲的挚爱,“她很会做饭,操持家务,是一个非常勤快能干的人。”赵晓说。 
下放的岁月里,母亲带着赵晓和他的哥哥一起生活,提到那本应艰苦的年月,赵晓却十分幸福并带着自豪,“母亲自己会种很多的菜,并且总是做出非常可口的饭菜,家里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很名贵的衣服穿,但总是穿得像个王子一样,很干净”。母亲的这种爱是赵晓快乐的源泉。  
正因为母亲自食其力、乐观的生活态度,即使是下放的贫困山村,在母亲指点的方向,赵晓学会了看到山村的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学会感激大自然慷慨的恩赐。对于赵晓来说,童年,那是值得永久保存于内心深处的珍贵记忆。
赵晓喜爱中文,但是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他选择了政治经济学。他认为,中文是自己的专长,感觉很简单,可以通过自学的方式完成。然而,选择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很简单,那时候的赵晓以为这个专业包括两大内容,既可以学政治,又可以学经济,这样就会学到很多知识。仅仅怀着这样简单的心理,1985年9月,便到了山东大学的经济系。那个时候,赵晓经常跟哲学系的同学们一起搞沙龙,探讨问题,受益匪浅,在那段时间里学到的东西,对自己以后的观点很有影响,他说,他们启发我,看问题不仅从表面看,而且要从本质看,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要从更加思辨的角度看待问题。  
1992年,赵晓来到南开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从那时起,他才开始意识到了经济学的解释力。也是在南开,他认识了建国初期兴冲冲“海归”报国的杨敬年教授,中国最优秀的发展经济学家之一,文革中受到冲击,却在80多岁高龄在客厅为他和其他研究生授课;伦敦经济学院博士钱荣坤教授,中国一度最优秀的金融学家,却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被“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屡屡受到或轻或重的冲击,根本不敢奢望能有正常研究的一天……  
四年后,赵晓来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读博士,那时刚从海外归来的林毅夫、易纲、张维迎都是他的老师。他简直为这些老师着迷了,竟然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政府和教堂的经济成本!
思考——教堂与市场经济
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博士起,赵晓就一直在关注宏观经济学的问题,这基于一个信念: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将带动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
六年前,他到美国进行考察,想看看这个如此富有的国度是如何建构他们的市场经济的,然后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还要从美国学什么东西,最后却发现原来他认为的不同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到处是教堂,中国到处是澡堂。此行竟完全改变了他的学术问题和思考方式,完成了他的学术转型。
他认为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不在于经济的富有与贫穷,不在于政治制度的明显差异,而在于美国的教堂。在美国,尖顶的教堂其数量之众多过中国的银行和米铺。他说,在哈佛广场附近的街道上,我曾驻足四望,结果竟然在三个不同的方向发现了三个教堂。事实上,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农村到城市,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发现:这个国家最多的建筑不是别的,正是教堂。教堂而且只有教堂,才是美国人的中心,是凝结美国人最核心的东西。
他说,我们原来想象的美国市场经济跟真实看到的美国市场经济有很大差别,特别的发现了它有很深厚的伦理根基,发现它的文化跟政治经济是相配套的,都是一体的。而在我们国家,就是谈经济改革,每个人都追求自私最大化,能够带来经济的发展,就是合理的。但是美国之行让他完全改变了这种态度,美国社会绝对不是自私社会,不是像课堂上老师讲的那么简单,美国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建构,有着非常深厚的伦理根基,有浓厚的商业伦理的修养,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教堂和美国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教堂的功用是什么?”赵晓开始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后来他在马克思·韦伯的书中得到答案,“西方的市场经济植根于他们的宗教精神(伦理)之上,他们的宪政制度同样也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上的。”
于是,从美国回来后不久,赵晓写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他回忆说,我感觉到美国的市场经济是有人力规范和引导的,包括一个人做事情的动力不见得就是为了赚钱,有超越金钱和利润的动力,另外市场中交易行为也受到了人力的引导,比如说诚信,每个星期六、星期天去教堂的人,教堂都是叫他们诚实、有爱心。他这样阐释,“市场可以让人们不偷懒,但是不能保证人们不说谎,教堂的作用支撑了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总是把社会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归结为显性制度原因,但其实所有的法律制度都是建立在文化之上的,制度是冰尖,文化才是下面的冰山。”也是从那个时候起,赵晓开始了将经济学与伦理学相结合进行研究的过程,在这条道路上他是一个人在战斗,庆幸的是,前人似乎也曾留下过足迹。
谦卑——瑞士的品格
赵晓曾经到过瑞士,优雅的环境,美丽的建筑,都是他口中称赞的美景。他说,瑞士的房子大概是全世界最好的,所有人到了瑞士都非常的喜欢,所以很多的国际机构都选择在瑞士作为自己的总部。并不是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有很多的地方,例如江南,那些非常好的地方绝对不比瑞士差,再加上中国的沿海,像三亚,这些地方的条件比瑞士还好。然而,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经常把这些地方破坏了,那些或许的的确确跟我们某些心灵深处的东西也是有关系的。
他说到,瑞士的风光迷人,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他们很谦卑。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大自然的主人,不去随意的改变大自然的资源,所以他们一直保护大自然,大家对前人也很谦卑,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比古人了不起,所以他们很珍惜,他看到一个小镇上的一个碑,上面写了几个字,珍惜旧的,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
在瑞士建设银行讲中国经济的时候,他住在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房子里,那是当年拿破仑的行宫,而这样的房子在中国是很难见到的,即使见到了,也不会去居住,而瑞士很多这样的房子,外表和现在的差不多,却是可以住人的。珍惜旧的,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也是说明他们很谦卑。
他们对其他的人也很谦卑,所以瑞士人建房子,不仅要得到法律的许可,政府的批准,重要的是要跟周边的邻居打招呼,说建这么一个房子行不行,这个风格会不会把协调性破坏,人家说可以,才可以建。中国人不会这样的,人们总是想建特别豪华,和人家的格格不入的东西。瑞士人有这种谦卑的品质,他们不去破坏传统,所以他们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园,他们所有的房子之间很协调,每个房子并不见得特别的豪华,但是所有的房子和大自然放在一起就特别的美。
心理学家做了一个事情,让每个人评价对自己的成绩,最后发现,每个人自己的评价都是偏高的,对自己造成的问题总是估计偏低的,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本性,这个需要我们文化的后天去平衡,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善解之道,我们要有一种友善,对别人的行为要有理解,我们要更多的约束自己的行为,同时像瑞士人那样有各种的谦卑,在各种事情上和人友好的相处。的确是这样,赵晓的谦和在他的文章中就能够读懂,而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他的言谈举止无一不在诠释着这种品质。
信仰——经济学家的推崇
美国之行后完成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书,他开始将经济学与伦理学相结合,思考市场经济变革与市场伦理乃至与信仰的关系。
同样从那时候开始,赵晓开始更多的去关注基督文明。人要有所敬畏才好。一直到后来的思考,赵晓尝试着从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信仰角度建立一个对于变革尤其是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变革的一个新的分析,所以有了最近的一篇文章《有十字架的变革和无十字架的变革》。
他认为,中国今天经历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变革,是一个新的文明的演变,中间包含了不同文明的融合,其最终指向乃是成功的文化的融合所导致的大国崛起。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与基督信仰的结合必定会产生出一个更加伟大、漂亮的融合,形成新的更加丰富的精神资源,来支撑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真正的大国崛起。
在之前比较中美两国市场经济的差异时,赵晓说,在中国,市场经济主要是靠下半身,主要是由人的自私,欲望,贪婪这些东西在驱使市场经济前行。这些可以说是人的本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有好处的,所以不能全盘否定,但也不能高估,不能顶礼膜拜、不能驻足不前。相比之下,美国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当年清教徒引领的市场经济更伟大,它没有去否定人们的欲望,但也没有放纵欲望,而是用好的伦理去引导欲望。它的市场经济同时也依靠上半身,即通过克制人性的很多不良欲望,努力地把商业做大,并且做得更文明。
同样是财富,美国的清教徒祖先们认为这个财富不是他的,而是上帝的,他唯一的本事是按照上帝的意愿把财富打理好,“尽可能的赚钱、尽可能地省钱、尽可能地捐钱”。但我们如果认为这个财富的来源是自己,那么我凭什么把财富捐给别人呢?显然,这些都是因信仰而导致的大的伦理的不同所带来的差异。
鉴于信仰的问题,2008年,《有十字架的变革和无十字架的变革》中,赵晓阐释,“有十字架的变革”指的是以基督信仰作为核心理念或者受到基督信仰的影响,特别是有博爱精神与契约精神融入传统文化,进而引发一系列重大变革的变革。“无十字架的变革”则是缺乏基督信仰影响的变革。
所有“无十字架变革”的共同特点就是,普遍没有导引出现代文明,既缺乏市场经济这样的伟大经济变革,更没有现代政府治理变革所导致的长治久安。而“有十字架的变革”则带来了全新的经济与全新的社会及政治变革,带来了现代文明。中国几千年的变革是没有十字架的,他说,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信仰的文化融合成功,将带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这种变革会带来人类文明的契约精神及博爱精神。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赵晓坦言,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会参与更多的实践,而不仅仅是去做一些总结。过去的30年中国改革主要是改的是经济,而社会的改革,政治的改革相对来说比较少,像节目中龙永图提到的,将来可能会去参与慈善、公益的组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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