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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度中国基督教现状

来源:网络收集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 唐晓峰 时间:2009-08-19 点击:
2008年,中国基督教整体发展稳定,个别地区基督教力量较为活跃。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现状专项调研”课题组于2008 年11月至12月间,在江西、湖南、云南3省11县市进行的调研显示,基督教在各地的发展较之前各年度,并无明显增多趋势,但这并不排除个别地区因信徒基数较大、民族传统等原因造成的基督教较为活跃的现实,比如江西省YG县JP乡有信徒11981人,占全乡人口的33.36%,云南怒江州FG县的基督教遍布于各个村寨,信徒占全县总人口的57.62%。各种调研数据显示,其他省份,如河南、安徽、浙江等,这种基督教发展活跃的个案亦大量存在。
2008年,随着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在宗教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及家庭教会问题步入学者视域,关于中国基督徒人数的调研及预测也成为本年度热门话题,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现状专项调研”课题组在云、湘、赣等省进行的抽样及重点调研获得的相关数字外,2008年10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上,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总裁袁岳公布了该公司在2007年5月进行的“中国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项目”中有关中国社会民众信仰状况的众多数据,其中便涉及基督教信仰人数问题。[1]这一数据是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全国20个城市、16个小城镇、20个农村,对7021名16岁到75岁的常住居民进行入户访问获得的。事实上,早在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童世骏和刘仲宇便在4500名16岁以上的中国普通群众中进行过有关中国民众宗教信仰方面的调查,该调查显示,有31.4%的中国民众宣称自己具有宗教信仰,这至少说明在中国社会中有3亿多各种宗教信徒。其中,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的追随者大概有2亿人,基督徒的数量大概在4000万左右。 这一抽样结果以《宗教信徒超过估计三倍“Religious believers thrice the estimate”》为题发表在2007年2月7日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上,并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研究员的研究结果相比,这个数字明显偏低,在2008年10月及12 月,于建嵘研究员在北京大学进行的两次讲座中,均提及目前“三自教会人数在1800万至3000万之间,家庭教会人数在4500万至6000万之间,两者加起来可能是6、7千万人左右。”[2]虽然这个数字来源于估算,但据作者自称这是他两年来走遍全国多个省市,并在详尽调研的基础上分析出来的。与以上结果对比起来,目前中国政府认可的1600万基督徒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长老提及的2000余万信徒这些数字[3],均显低计。
其实,对于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这个问题,国内外各种势力早有多种猜测。英国学者林保德(Tony Lambert)在他的著作《中国基督徒亿兆 China’s Christian Million》中,认为中国的福音派信徒应该在3000-5000万之间。[4]而 按照国际基督教研究机构(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 at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分析,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大概在7000万左右;前《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主任大卫·艾克曼(David Aikman)早在2003年就声称在中国,基督徒与天主教徒合计有8000万之多。[5]毫无疑问,这些数字中猜测的成分多于科学统计,并不足为信。[6] 其实,某种程度上,中国基督徒的人数问题的统计学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学术意义及社会意义。跟着期望“中华归主”的宣道士们及打着“宗教人权”旗号的各种国际势力热炒这一数字,并对这一数字本身的意味进行种种猜测并无任何实际的价值。况且这其中还掺杂着基督徒如何来界定的问题,那些“圣诞基督徒”可能不在少数;在广大农村地区,还存在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还是民间信仰的“基督教化”问题,主体词不同,性质就完全变了,毕竟,中国的农村信徒占中国所有基督徒的七成以上。这其中当然还存在着各宗教之间的“生态平衡”问题,假若佛教、道教等其他宗教信徒在同一阶段也保持甚至超过基督教的增长速度,我们有什么理由 说基督教的过快增长呢?可能是我们对“基督教”这个字眼太过于敏感了。2003年,曾有学者就温州的宗教信仰状况进行过调研,结果显示,温州的基督徒有53万,约占人口750万的7%,这个比例应该说是很高的。但调研同时表明,温州的佛、道两教及民间信仰的追随者的数量、教职人员的数量、宗教场所的数量都高于基督教,而且信仰的“市场”基本形成,留给基督教的发展空间并不是很大。[7]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基督徒及其团体的社会作用问题、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张力关系……等等,在这些问题面前,中国基督徒的数字问题只能表现为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话题。[8]
除了中国基督徒人数这一热门但却敏感的话题外,中国基督教在各个层面表现出来的多元化问题亦不容忽视。这种多元状态一方面表现于不同教会组织形态层面。对此,有人用三自教会、家庭教会、独立教会来区分;有人直接将之称为基督教信仰的红色市场、黑色市场、灰色市场;[9]有人将它区分为挂靠两会教会、挂靠地方两会聚会点、半宗派教会、未登记教会、乡村基督教会。[10]多元状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不同阶层、群体间基督信仰的不同特征。比如知识分子阶层信徒、农民信徒、城市平民信徒、企业界聚会、少数民族信徒等等,这些群体的基督教信仰均表现出鲜明的人群特色。中国基督教的这种多元化存在状态,还表现在不同的圣经解读、不同的文化观念等多个层面。这些多元化的表现特征既为中国基督教的存在及发展提供了活力,同时亦为之增添了众多挑战。
2008 年度,各项数据同样反映出困扰中国基督教良性发展多年的若干问题。这个“良性”并非指信徒数量上的增多与膨胀,亦非单纯从基督教界的立场来考虑教会的完善与发展,而是将基督教置于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来谈论其为了更好的发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良性作用而必须具备的良性发展模式。数据显示,制约中国基督教良性发展的问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当其冲的可能便是教牧人员及合法的信仰活动场所匮乏问题。毋庸讳言,改革开放后,中国基督徒有了较大规模的增长,以中国目前有1600万基督徒计算,这个数字也是1985年中国300万基督徒的五倍多,是建国初期的20多倍。[11]随着基督徒数量的增多,教牧人员的数量及合法的信仰活动场所的数量就显得十分匮乏。以2008年的相关统计为例,陕西省共有基督徒36万多人,教堂634座,聚会点1206所,但牧师只有56人,也就是说平均11所教堂,才有一位牧师。2005年的统计显示,湖北基督徒约为30 万人,但只有牧师87人,即平均每位牧师,要牧养近3500名信徒;在江苏扬州市,共有基督徒3万,只有牧师3人,副牧师1位。河北保定教会有信徒5万人,但牧师只有9人。贵州省贵阳市共有信徒15000人,但只有市区一个礼拜堂;虽然还有几个登记发证和尚未完成登记发证的聚会点,但很难解决这么多信徒的礼拜问题。同样在扬州的市区也只有翠园路教堂这唯一一座礼拜堂,在主日时,不得不进行多场礼拜。在南京有圣保罗堂、莫愁路堂、江苏路堂、头条巷聚会场所和太平南路聚会场所。基督教莫愁路堂,主日礼拜要分早堂、二堂、三堂、四堂等多次进行,共达数千人之多。[12]
对于中国基督教来说,以上论及的这些教会,在教会组织结构上是发展较为完备的教会,有些地区的情形要远比这些地区严重得多。况且以上的统计也只是针对所谓的“三自”或者在“三自”登记的教会,毋庸置疑,在中国还存在着众多游离于这一体制之外的基督徒。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现状专项调研 ”课题组获得的调研数据为例,云南省XW市共有经三自教会登记的信徒五千多人,但没有一位牧师,而据当地教职人员估计,该地实有信徒应该在8000人左右。同时调研显示XW市合法聚会点的设立远远满足不了信徒的需要,目前仍有18个聚会点在申请登记中。江西省××县共有基督徒99468人, 约占全县总人口的10.54%,其中参加三自登记场所聚会的69895人,参加自设聚会点的29573人。全县有登记的基督教活动场所323处,另有自设聚会点194处,没有得到相关部门批准。
合格的教牧人员及合法的信仰活动场所的缺乏导致的最直接问题,便是异端、邪教、封建思想在中国基督教内,尤其是农村教会中泛滥的问题。教牧人员短缺直接导致自封传道人的出现,甚至过去农村中一些巫婆神汉成为传道人,他们中有些人往往将一些偏激、封建、反动的思想灌输给广大信徒,尤其是那些无法走入到经相关部门登记的聚会点进行聚会的信徒更是深受其害。之所以他们无法走入合法的信仰活动场所,有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意识,有的是被人利用,但也不排除某些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为其合法化设立的重重障碍,毕竟聚会点的增多对于信徒来说是好事,但对于当地官员来说可能就会涉及政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每顿只吃二两粮者有之、生病不吃药者有之、集体上山等待升天者有之、相信活基督者有之……。另外,即使是三自教会内的教牧人员,其自身素质及神学修养也显得极为重要,有些农村地区的信徒便是因为不满教牧人员的作法及讲道内容,而游离出教会之外,并最终走向异端之路的。在一些城市教会中,有些知识分子正是因为教牧人员的知识结构及讲道内容无法满足其灵性需要,而逐渐淡出教会,并自行聚会的。
其次,影响中国教会良性发展的问题还有其神学思想建设上的问题,如果将基督徒数量的提高比喻成生理成长的话,那么神学思想建设无疑是教会的智慧提升。如前所述,1998年11 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六届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第四届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而2008年恰是这一决议通过十周年的日子。回顾这十年的历程,“上帝是爱”、“宇宙的基督”等神学主题得到不断宣讲,为广大信徒所熟知,教会也在神学建设方面力图调和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中国国情、中华民族精神之间的重重张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初见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很大一部分信徒的日常实践中,“教会外无拯救 ”、“听从神不听从人”、重属灵而轻理性、重个人得救轻社会服务的倾向仍很普遍。这一方面表明既是基督教的,同时吸引国人心灵的神学思想尚未得以系统确立,同时表明一些符合基督精神、契合中国国情的神学主张并没有深入到每个信徒的心里,并表现在行为上。当然,神学思想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十年的努力便告完成的,它必须以有关基督教信仰的理论与实践均达到一定高度为前提,是开放的、可持续的建设过程。
再次,制约中国基督教良性发展的可能还有信徒的构成问题。虽然近些年在中国教会中,尤其是城市教会中出现了年轻人多、文化程度高的人增多、男性增多、富裕的人增多等趋势,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国教会在整体上老年人多、文化程度低者多、女性多、农村人多这一“四多”事实。这种状况不仅局限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在城市教会中“老人多、文盲多、妇女多”的现象也很普遍。据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现状专项调研”课题组调研所得,云南省昆明市基督教信徒大都集中于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占全市人口比例不到10%,但在全市基督徒人数比例中却占一半以上。城市中信徒的职业背景以中下收入群体为主,有大量的下岗、无业和外来务工人员;同时如前所述,在云南省宣威市基督教城区教堂参加聚会的信徒中,女性信徒和男性信徒的比例大概是7:3,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40%,40到60岁之间的信徒约为40%,其他年轻信徒约为20%。而根据当地有关部门2005年的统计,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约为10.2%。同时,在这所教会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凭的普通信徒有7-8人,具有高中文凭的与此类似,具有初中文凭的约占30%,念过小学的约为50%,其他为没读过书的人。
这种“四多”现象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的基督徒群体仍以社会的弱势群体为主。虽然说,这种现象对中国的各种宗教信徒来说,表现均很突出,但在基督教群体中,其尤为明显。多年前,有国内学者曾经以宗教比较的视角,探讨过上海市农村地区基督徒的构成问题。调查结果显示佛教信徒的文化程度较高,大专以上占9.9%,高中21.2%,文盲仅5.9%,且经济条件好,富裕者多,月收入1000元以上者11.6%。天主教徒因以家庭、家族为信仰单位,男女信徒比例差距上不是很大,女性占56.2%。相比之下,农村中道教和基督教信徒的层次最低,道教信徒中老年占44.3%,文盲达到21.8%,比例都是最高的。而基督徒的状况为:女性76.1%,是妇女比例最高的宗教。中年占 50.4%,老年25.4%,青年24.2%,中年成为主体。文化程度与年龄相应,以初中(38.3%)、小学(35.7%)比例最高,文盲占 11.6%,高中13%,大专以上仅1.4%。从基督徒从事的职业来看,农民占36.1%,比例比其他宗教都高,其次为工人占20.6%,退休人员占12.8%,还有无业和下岗待业6.1%,职员仅占7.3%,比例最低。基督教徒中因生病信教的高达41.1%,中老年信徒几乎都是生了病看不好才去信教的,而其他宗教信徒的信教原因都是家庭影响占第一位(佛教41.5%,道教43.3%,天主教73.9%)。基督教徒还是最贫困的群体,月收入300元以下的比例最高,占43.1%,300-600元者占39.1%,而1000元以上者,仅占3.9%。作者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农村基督徒基本上是由这样的人组成:中年妇女、体力劳动者、病人、生活贫困者,大多数是生活陷于困境中的人,是生活的弱者和社会较少关心的边缘人物。”[13]
第四,邪教问题为困扰中国基督教良性发展又一难题。在中国,大部分被定性为邪教的派别都以基督教信仰的形式出现。这些派别包括呼喊派、门徒会、东方闪电、旷野窄门、被立王、主神教、三班仆人、全范围教会、新约教会、灵灵教、统一教、天父儿女等等。为什么与基督教相关会出现邪教丛生的问题?对此学者们作过大量分析。有人认为这和华人教会的“复原主义与还原主义的神学模型”有关,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圣经的权威只会变成释经讲道者的权威,特别是造就某些宣称由圣灵直接带引进入圣经真理,又禁止信徒以理性质疑灵性的‘神人’”[14]。有学者从中国民间宗教文化的影响、农村文化及卫生事业落后等层面来说明农村邪教产生的根源,这些分析均有一定道理。但如前所述,基督教牧职人员的缺乏、处境化神学思想及其实践的缺失无疑为邪教思想的泛滥创造了条件。在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的调研过程中,在很多地区,都存在着三自教会、家庭教会与邪教派别互相“拉羊”的现象,比如在江西WN县,被立王、旷野窄门、实际神、东方闪电等邪教派别与当地教会互相争夺信徒;在湖南CD市,门徒会的势力庞大,他们经常到家庭教会、三自教会来“抢羊”。在云南省曲靖市HZ县,东方闪电的势力远远超过三自教会信徒的人数,其影响让整个云南省信徒“闻而生畏”,所有被采访的信徒几乎都有被“闪电派”拉拢的经历。云南FG县,“恒尼”(译为忌食忌讳派)和“斯利匹”(译为悄悄派)两个法外教派势力庞大,他们坚持“不吃国家救济粮、不喝政府引的自来水、不使用化肥、不用电灯、不看电影电视、不进行结婚登记、不计划生育、不参加各种统计”等27条诫条。类似情况,不一而足。 2008年底,笔者听说内蒙W旗某地,有很多“信耶稣的”,便去调研,结果发现,接触到的全部信徒均信仰“三赎基督”,而在W旗无任何经过登记的基督教活动场所,更不用提神职人员了,信徒们说,那些走村串户的“传道人”说什么,他们当然就信什么了。
第五,教会的社会性参与较少也成为中国基督教良性发展的一个障碍。对于基督教来说,神契与人役是其信仰的两端,神契因人役而彰显,人役因神契而有意义。而在某些时候,对于无法或没有机会与神“ 契合”的人,“人役”或许更能让他们接触,并接近基督宗教的真谛。而人役的最直接表现便是社会服务。对此,中国教会在其神学及各级两会的日常实践中均有强调及表现。以北京地区教会为例,1998年我国长江流域及东北地区遭受了罕见洪灾,北京市基督教会及各教堂通过不同渠道,共捐助被服一万余件,捐款28余万元。2003年,北京市基督教会为抗击“非典”奉献13余万元。截至2003年5月,北京市基督教会在不同时期捐资助学、扶贫救助及灾区等项目捐款已达 110余万元。[15]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后据基督教全国两会不完全统计,各地基督教两会和基督徒共向灾区捐款超过1.5亿元,为中国教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慈善捐助。而且根据《天风》报道,2008年,教会开办敬老院、医疗诊所、特殊儿童康复中心、扶贫帮困、助残助学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虽然如此,我们不得不看到大部分教会还没有专门的社会服务事工部门,而且很大程度上,其社会工作还局限于“主内弟兄姊妹”,没有扩展到整个社会层面。有限的社会性服务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响应基督教组织或民政部门的号召下而被动作出的,具有无计划和随意性。以下是云南省宣威城区教堂2007年11月至2008年7月财务报告表,从中可以看到虽然信徒们有为灾区慷慨捐款,但似乎与省两会及民政部门的组织有关,同时除了这笔捐款外,作为该市最大的基督教会及市两会所在地,并没有任何开支花费在社会性服务事业上:
收入
2007年11月    6205
12    14919
2008年1月     3074
2            10896
3            35925.50
4            4989.70
5            16613.50
6            12779
7            9344
另有上届财务转交20000元
节假日奉献      8870
利息收入        69.23
收入合计:143684.93元(教会购买音响视频等已付64000元,尚欠15600元)
支出
五旬节、复活节、圣诞节伙食开支4698元
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送民政局12200元)
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送省两会6000元)
教堂装修讲台费             7232
提交基督教协会(2007年度)13136元
支付某人生活补助费         7200
支付某人值夜班费           1800
教堂打苍蝇药水             380
制作教堂水牌圣经经句       550
教堂圣经周转资金           2000
教堂贴三层楼面所有费用     3889
教堂测绘费                 800
支付协会作建堂专用基金     7744
教堂渗水维修               8460
花山开堂奉献               500
水电费                     1203.03
车费                       105
其他维修费用(水管、锁等) 255.40元
支 出合计:142152.43元
结存现金:1532.50元(欠款15600元)
显然,若没有遇到突发性的灾难事件,在教会的预算中往往没有社会服务方面的支出,对此,有温州地区的教会负责人认为我们基督教的公益表现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应该平时有经常的积蓄,不致像汶川救灾那种临阵磨枪,准备不足……”[16]当然,社会性事工的缺乏,责任并不完全在教会,它一方面需要神学思想上的支持,不要因为过分强调个人得救而忽视社会责任,同时亦需要充分的财力作为后盾,在大部分教会还无法“自养”的情况下,“养他”当然是很难的。另外,国家在政策上的支持,也能够为基督教参与社会服务创造良好条件。
第六,制约中国基督教良性发展的又一障碍在于中国的宗教管理者及社会大众对于基督教的认知及理解态度。虽然,基督徒及其团体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大众如何来看待这一群体,但我们的历史观、文化观及个人体验同样制约着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作为非信者虽与认信行为本身无关,但却决定着“信”基督者所处的政治氛围、文化氛围、社会氛围、人际交往氛围。这是基督徒彰显其信仰精神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在盼望基督徒“爱国爱教”的同时,我们的宗教政策制定者及广大非信徒同样要“爱国爱教”。说“爱国”大家似乎很好理解,说到“不信”者“爱教”,大家就会踌躇。事实上,“爱教”不仅仅是因为统战的需要、因为社会稳定的需要,更因为“信”者及其团体本身就是我们的公民,就是我们的同胞,就是我们身边的家人,是我们和谐社会的建构者。而“信仰”体系本身也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众多奇葩。我们喜欢玫瑰,并不影响我们喜欢紫罗兰。既然,“信”基督者与“不信者”同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者,同为一个家庭,父母怎会“拿石头当饼”、“拿蛇当鱼”[17]给自己的子女呢?反过来,子女对于关爱他们的父母又有什么理由冒犯呢?
[1] 因成果尚未公开发表,这里不便公布具体数字。
[2] 引自于建嵘北京大学12月11日的演讲。
[3] “The New Leadership of the TSPM/CCC Visiting Hong Kong: Caring of Non-Registered Churches” in Christian Times, October22, 2008.
[4] See Tony Lambert, 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 London: Monarchy Books, 1999.
[5] Da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 Washington: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3, pp.7-8.
[6] 有趣的是,对于中国基督徒数字的关注在2008年甚至引起中国地产精英王石的兴趣,在他2008年12月15日的博客中,除了谈论他对各种宗教建筑的看法、他与几位神职人员及基督徒朋友的交往外,还在博文的结尾处留下这样一段话:“网上数据,官方统计:三自爱国教会人数2000万,家庭教会2000万;家庭教会统计的家庭教会天主教人数有1000万,新教有5000万到7000万。按照正统统计信基督的人数在4000万;如果按照家庭教会的统计人数至少增加一倍,在8000万到一个亿之间。而按8000万算,占人口6%左右。从上述数字来讲,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之快出乎想象。”当然,这个“发展之快”并不是指2008年,而是针对他曾经对中国基督教的传统理解。更为有趣的是这篇博文之后网友们的评论,这里摘录如下,言者可能无意,但求看者有心:“没那么多吧,他们统计应当是把平安夜去的一起计算的,其实我们是在玩咧!”“觉得禅宗最自由: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老王,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千万别把自己‘过继’给外国人……”
[7] 参阅罗伟虹:《中国基督教发展的现状与趋势》,载《当代宗教研究(季刊)》,2007年第1期,第6页。
[8] 比起上述问题,基督徒人数问题显得无足轻重,因为这个数字不是“敌人”的数量,需要我们储备足够的力量去对付它,不是“犯罪分子”的人数,需要我们增强该地区的警力,以维持治安;他与“民族人口”、“青年人口”等数字一样,只是我们中国公民中某一合法人群的数字统计,统计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我们更好地为这一人群服务。
[9] 根据杨凤岗在《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一文中的理论所得。文中认为红色市场,就是那些得到政府认可的宗教组织、信徒及活动;黑色市场与此相反,是政府明确禁止的、非法的宗教组织、信徒及宗教活动;灰色市场是处在合法与不合法的边缘,具有模糊的法律地位的宗教组织、活动及人员。
[10] 香港建道神学院梁家麟博士的提法。
[11] 这里基督徒的人数均采用中国政府或基督教两会正式公布的数字。
[12] 以上数字均摘自《天风》杂志2008年各期。
[13] 罗伟虹:《从宗教比较看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特点》,载《当代宗教研究》,2001年第1期,第10页。
[14] 梁家麟:《中国教会的今日和明天》,香港:建道神学院,2006年版,第151页。
[15] 参见《北京市基督教第六届会议专辑》和《北京市基督教第七次代表会议专辑》。
[16] 陈桂照、姚民权:《“温州经济模式”中的当地基督教初探》,载《当代宗教研究》,2008年第4期,第32页。
[17] 这一典故来源于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1章11节,原文为“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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