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曹禺的《雷雨》自1933年写成，1934年7月发表于郑振铎、章靳为主编的《文学季刊》一卷三期以来，一直倍受人们的关注。作品最初发表时有“序幕”和“尾声”，而“序幕”和“尾声”中蕴含了一种浓郁的基督教氛围。人们不禁追问：曹禺与基督教究竟有何关系，他的作品是不是鲜明地体现了基督教的教义？
其实这跟曹禺的生活经历有关。曹禺小的时候，物质生活很优裕，但在精神上却感到了窒息和抑郁，他渴望冲破家庭生活的牢笼，他家附近有座法国天主教堂，“当他第一次跨进法国教堂时，他被吸引住了”[1]，从此，他经常出入教堂，参与弥撒及复活节的活动，并且产生极大的兴趣。他自己也说：“我接触《圣经》是比较早的，小时候常到教堂去，究竟是个什么道理，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人究竟该怎么活着？为什么活着？应该走怎样的人生道路？所以，那时侯去教堂，也是在探索解决一个人生问题吧！”［2］从这段经历我们可以看出，曹禺是在困顿、迷惘之余，带着好奇心把基督教当成解决人生问题的一个途径，也就是说，他对基督教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
曹禺的这段生活经历以及他对基督教的模糊的认识，在其作品《雷雨》中表现得很明显。如在《雷雨》中，曹禺让作恶多端的周朴园弃佛而改宗天主教，但这并不意味着曹禺就完全认同基督教，完全认同上帝的存在。他曾经说过，《雷雨》所表现的是“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主宰，希伯来的先知们称赞它为‘上帝’，……而我始终不能给它以恰当的命名，……因为它太大，太复杂。”可见，《雷雨》中有没有一个主宰还存在着疑问，即或有，曹禺也没有肯定地说是上帝，退一步说，即便是上帝，曹禺对他的信仰也未必有多虔诚。他的这种“信仰”是带有东方实用主义色彩的。需要时信，不用时弃之不顾。曹禺期盼有一个上帝来荡涤世间的罪恶，还人类一片净土，但当应允公义的上帝没有贯彻他的惩罚反而加剧痛苦时，他的信念动摇了。曹禺在《〈雷雨〉序》中说过：“他（指周冲）的死亡与周朴园的
健在都使我觉得宇宙里并没有一个智慧的上帝做主宰。”［4］由此可知，宇宙中即使有上帝做主宰，也并非曹禺心向往之的那个智慧的上帝。这句话还透露出，作家曹禺，至少在主观情感上并没有想运用基督教的观念来阐释《雷雨》。因为
按照基督教的观点，周朴园只有存活，才能让救赎成为可能，而曹禺认为周朴园的健在是错误的，这显然与基督教的观点背道而驰。
尽管如此，客观创作的结果是，《雷雨》却暗合了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序幕”和“尾声”中的教堂、十字架、耶稣受难像、修女、祷告、《圣经》等这些基督教的外化痕迹，以及《雷雨》中人物性格、命运和情节的编排，使我们完全有理由运用基督教的观点来加以阐释。
二
“原罪观”是基督教的重要教义，它认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因违背了上帝的意愿，偷吃了智慧树的果子而犯了罪，被上帝赶出伊甸园。此罪一直传至亚当的后代，成为人类一切罪恶和灾祸的根由，因此，人生来就是负罪的。这一
教义要求人类洗心革面，不断地向上帝忏悔，上帝就会宽恕一切负罪者，并启示和感化他们，使他们扬善抑恶，灵魂得到净化。
《雷雨》就体现了基督教的这种原罪观，而它的“罪恶与救赎”的基督主题也是通过“序幕”和“尾声”来完成的。“序幕”和“尾声”的背景设在一所教堂附设医院的一间客厅中，通过陪伴妈妈前来看病的姐弟俩，以及教堂修女甲、乙的对话，一场发生在这所教堂医院（也就是原来的周公馆）的悲剧呈现在我们眼前。一件件罪恶也展露无遗：周朴园，年轻时为娶门当户对的小姐抛妻弃子，为聚敛钱财故意使江堤出险；周萍，则先后与后母繁漪、同母异父的妹妹四凤发生了乱伦关系；而鲁侍萍，明知一对儿女的血缘关系，却允许他们远走高飞，知罪而隐罪更是道德上的犯罪。可以说，《雷雨》充分展示了人性的罪恶。但曹禺是以“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5］，于是在表现人物难以摆脱的罪孽感的同时，他也写出了罪人的种种赎罪心理及行动。周萍与后母繁漪发生乱伦关系后，一直处于深深的悔意之中，剧中通过周冲的口表现了出来。“哥哥现在真有点怪，他喝酒喝得很多，脾气很暴，有时他还到外国教堂去，不知干什么？”“最近他忽然说，他从前爱过一个他决不应该爱的女人！”［6］周萍的这种借酒浇愁、脾气暴躁是其内心苦痛的缘故，他为了拯救自己，“抓住四凤不放手，想由一个新的灵感来洗涤自己，但这样不自知地犯了更可怕的罪恶”［7］——由名义上的乱伦关系变成真正的乱伦关系。在基督教教义中，乱伦是大逆不道的，《旧约·利未记》中说：“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羞辱了你父亲。……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你的姐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都不可露她们的下体。……这本是大恶。”［8］又说：“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必从民中剪除。”［9］可见，凡乱伦而违背天命的，必遭报应。因此，周萍、四凤、繁漪的命运在劫难逃。但在《雷雨》中，伴随着剧中人种种赎罪心理及行动而来的，却是更大的罪恶。鲁侍萍是以女儿的拯救者（怕女儿重蹈她的覆辙）身份来到周公馆的，但是由于她的到来，却使两家的隐蔽的关系暴露于人前，不仅没有带走女儿反而使女儿惨遭电击而亡。繁漪，为了拯救自己的爱情而叫来鲁侍萍，却无意中揭穿周萍和四凤乃是同母异父兄妹的事实，这时她也后悔了。“（笑向周萍，悔恨地）萍，我，我万想不到是——是这样，萍——”［10］，而且在真相大白后，多少处于赎罪的动机，让周冲去看看疯狂中跑出的四凤，谁知却和四凤一起触电而亡。而周萍，在知晓了一切后，在四凤、周冲不幸死后，也只能走上开枪自杀的道路。他的深深的罪孽之感，使其别无选择。在遭遇了一连串的毁灭性打击之后，鲁侍萍、周繁漪精神上终于承受不住，也疯掉了。
而一切罪恶的源头却是周朴园，因为有了罪，就该受惩罚，罪与罚是并存的。《旧约·诗篇》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11］基督教认为，人世间的邪恶、混沌和不公都是因为人类违背了天命造成的，全知
全能的上帝不会任其发展下去，必将赏善惩恶，把人类引向光明的彼岸。《雷雨》的负罪者周朴园给众人带来了灾难，灾难也同样降临到他的头上。他的一家人死的死，走的走，疯的疯，只剩他一人还健康地存活于世上。这时，生存对于他不仅仅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赎罪。周朴园因有罪而忏悔，悟到以前的为人太荒唐，子亡妻疯的结局也让他悟到财富的不可靠。他把周家大院卖给教会医院就是对现实的抛弃，而他的忏悔也实现了自身的救赎。这样的转变是有基础的。从书中我们可以知道，周朴园对三十年前与侍萍在一起的那些岁月始终充满感情，他对侍萍的死也怀着深深的内疚与忏悔。这从他对屋子的布置可见一斑。故而，周朴园也并不是一个罪大恶极、无可救药的坏人。而且，曹禺本人也证实，当被问到周朴园对侍萍的怀念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万老（指曹禺）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真实的，绝对真实的。’”［12］因此，周朴园是有着可被救赎的基础的。《旧约·诗篇》中写道：“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13］在《雷雨》的“序幕”和“尾声”中，我们已经看到，周朴园通过向上帝忏悔得到了救赎。
三
联系曹禺的其他著作，我们发现也存在着上述情况，即主观情感上的背离与实际创作时的暗自契合。如《日出》，正文前附有八段引文，这八段引文，第一段摘自老子的《道德经》，其余七段都取自《圣经》。作者还强调说“那些引文编排的次序却很费些思虑，不容颠倒，偏爱的读者如肯多读两遍，略略体会里面的含义，也许可以发现多少欲说不能的话藏蓄在那几段引文里。”［14］很多论者从引文入手来分析曹禺与基督教的联系。但是，曹禺后来又说这是为了审查通过而加的幌子。他说：“审查老爷‘枭鸟’的眼睛总在盯住你的，我引用的是《圣经》上的话，他没法驳我，我从‘圣经’的《旧约》中，引了不少的段落，他们抓不住把柄，至于老子的话，这些人大概从来没有听过。”［15］从这段话中我们又看不出他与基督教的关系，纯粹是出于政治的缘故。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曹禺主观情感与客观创作时的不一致呢？笔者以为，这可能与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曹禺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不但不要求人们远离尘嚣，相反还应该积极入世。西方宗教一般许给来世一个光明的道路，基督教就认为，人类只有不断修炼，才能清洗源于先祖的“原罪”，死后才有可能升入天堂。而中国传统重实际的思想却关注现世，讲求现世报。因而，当曹禺写到周冲的死亡时，认为没有一个公正的、智慧的上帝存在。
此外，这与曹禺自身独特的心理需求有关。基督教信徒信仰上帝是无条件、无理由的，而且基督教文化中的“相信”也与常理不同，除了经验和理性的范畴，还包括神的启示范畴，即“神启观”。基督教不反对经验和理性，但它认为只有这两种是不够的。因为人是会受时空限制的，所以会有“神启”来弥补人的不足。理性不是最高层次。基督教还认为，信与不信的决定权在于神而不在于人。而曹禺，如前所说，他接触《圣经》，除了情感上的需要之外，他还介入了理性的思索，思考人生道路、人生价值等人生问题，这就与一般的信徒不同，一般信徒摒弃了现世人生的种种欲求，而把一切交给神灵。可是，曹禺不但对现世人生痴心不改，而且还要自己掌握主动权，因而他还达不到“神启”的阶段。《旧约·约伯记》中说：“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16］不仅如此，曹禺在理性思索的路上还与基督教越走越远。
注释：
［1］田本相．曹禺传［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112．
［2］［15］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同田本相的谈话［Ｊ］．戏剧论丛，1981，（２）．
［3］［4］［5］［7］曹禺．〈雷雨〉序［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6］［10］曹禺．雷雨［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8］［9］旧约·利未记［Ｍ］．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发行，2002．
［11］旧约·诗篇［Ｍ］．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发行，2002．
［12］ 夏竹．曹禺与语文教师谈〈雷雨〉［Ｊ］．语文战线，1981，（２）．
［13］旧约·以西结书［Ｍ］．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发行，2002．
［14］曹禺．〈日出〉跋［Ａ］．王兴平、刘思久、陆文壁编．曹禺研究专集（上册）［Ｃ］．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16］旧约·约伯记［Ｍ］．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发行，2002．
文章出自《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