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出生于北京西城护城寺街小杨家(原名小羊圈)胡同一个城市贫民家庭。两岁时，当旗兵的父亲在对抗八国联军的战斗中被火烧死，全家靠母亲给人家浆洗缝补衣服度日。后来,在好心人刘寿绵的资助下,老舍才能够上学读书。刘寿绵在将丰厚的家业悉数送与所需之人后，一贫如洗,出家做了和尚,即宗月大师。宗月坐化后，老舍写到：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可以说,老舍在接受教育之始，宗教的“爱人”这个观念已渗入心。1921年，老舍在英文夜校认识了缸瓦市基督教会的神职人员宝广林，并参加了他组织的“率真会”和“青年服务部”。自此,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和老舍的“爱人”思想得到了吻合。1922年在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老舍正式接受洗礼成了一名基督徒。这些经历给他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鲁迅在《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说：“觉醒的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因袭的重担”一如人类的原罪，“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好比基督背负起十字架。小说《药》中的夏瑜在身陷囹圄时仍希望唤起狱卒阿义的觉醒,还执著于推翻满清腐朽的政权。夏瑜坟头出现的预示着希望和生命复活的鲜花，犹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复生归入上帝的怀抱；鲁迅笔下的人物形象是渗透着这样的基督教精神的。许地山被认为现代作家中真正具备宗教徒气息的作家之一，他塑造了一系列尚洁(《缀网劳蛛》)式的人物。尚洁是一个自尊自爱、博爱众生的虔诚的基督教徒。为了不使一个贼难堪，她宁愿让丈夫误解；在面对被丈夫刺伤、失去生活来源、和女儿分开这一系列困难时，她没有放弃生活，而是坚韧地生活着。和鲁迅笔下的渗透着基督教精神的人物形象、许地山笔下被基督化了的尚洁不同，老舍的作品中更多的是具有基督教精神的平民形象。
《大悲寺外》中的黄学监是老舍精心塑造的一个平民基督形象。由于他反对学生上课时开会，学生向校长控告他并在黑板上辱骂他时,他对学生说：“让我们彼此原谅吧!”当学生欲废除月考闹学潮时，他赴学生大会耐心地劝说，却被学生飞来的石头打伤。他的临终遗言是：“无论是谁打我来着，我决不，决不计较!”他的行为让我们想起耶稣的教诲：“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路加福音》第六章)
1922年，老舍在南开学校的“双十”庆祝会上说：“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预备必须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必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自从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国耻。可是，直到‘五四’我才知道一些国耻是怎么来的，而且知道了应该反抗谁和反抗什么。以前，我常常听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类的泄气的话，而且觉得不足为怪。看到了‘五四’运动，我才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运动使我看见了帝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方法。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应该做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
不难看出,爱国是老舍写作的目的，“负起两个十字架”又给爱国添加上了基督色彩。老舍所理解、所阐述的基督教精神,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基督教内涵的本义，他把基督教文化精神转化为自己深切体悟到的现代中国社会所急需的献身精神和开拓意志，而这一点一直在很深的层面上左右着老舍创作的思想基调和情感流向。
郭沫若在《漂流三部曲》中曾讲述过“五四”知识分子爱牟在实现了个性解放之后，以为将妻儿送走可以减轻负担，不想却加重了心灵的负担，最后以向爱妻晓芙忏悔作为解脱之法。晓芙在作者笔下是上帝的象征，爱牟完成了走向十字架的心路历程。作品中弥漫着消极、悲观的气息。与郭沫若不同，老舍笔下对“十字架”是有信心、有责任的。
在《黑白李》中老舍讲述了一个东方的亚伯拉罕以子献祭的故事。弟弟白李是一个自私自利、好大喜功的革命青年，总是给哥哥黑李带来很多麻烦。黑李恪守父母的遗训，全力保护弟弟，甚至为了弟弟放弃自己的恋人。当他知道弟弟有一个危险的计划的时候，他又舍身牺牲自己的性命保护了弟弟。刘小枫对基督教文化中的苦难曾做过这样的阐述：“救赎的态度坦然承受此世的苦楚、不幸乃至屈辱，因为，上帝的救恩使人分享神的生命，把人的欠然生命救护到神性的生命境界，感领到救赎之爱。上帝的自我牺牲成全的救赎之爱，使得对一切由偶然带来的苦难和不幸的承受成为出自爱的承担。救赎之路肯定的不是自然生命及其种种生命的欠然，而是上帝在十字架上的不可思议的神恩和爱中的欠然生命。”而黑李的这种牺牲精神正是出于他对基督教的信仰：
那不算,那是消极的割舍,并非由自己身上拿出点什么来。我已经读完“四福音书”。我也想好了,我应该分担老四的事,不应当只不准他离开我。
结尾似乎不经意的一笔——“老二大概是进了天堂，他在那里顶合适了；我还在这儿砸地狱的门呢”，更令人玩味。老舍在作品中着力颂扬甘于“舍己”、勇于“牺牲”的品性与精神，刻意营造惩恶扬善的“地狱”与“天国”等意象，以爱和牺牲完成了“十字架”。
老舍渴望把一种纯净崇高的意念，一种威严的神灵的力量，一种虔诚执著的宗教精神注入到中国文学之中，进而开启现代中国人的良心之门，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在《四世同堂》里,老舍在描写钱默吟被捕时说到,“冠晓荷向身后的兽兵轻轻点了点头，像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那样”，“诗人，又是一个自动上十字架的战士”，“信仰与决心使一个老诗人得到重生与永生”。老舍以祁瑞宣的视角描述钱默吟：“他看钱先生简直得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真的，耶稣并没有怎么特别的关心国事与民族的解放，而只关切人们的灵魂。可是,在敢负起十字架的勇敢上说，钱先生却的确值得崇拜。”。老舍是以一位为民族的危亡与前途而背着十字架的基督的形象来塑造钱默吟的。钱默吟从一个饮酒栽花赏竹做诗的隐士转变为勇敢无畏的民族斗士,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基督教文化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愿把心中的话告诉给青年：‘我常在基督教教堂外面看见信、望、爱。我不大懂得那三个字的意思。今天，我明白了：相信你自己的力量，盼望你不会死，爱你的国家。’”是基督教的精神力量让钱默吟更加自信、爱国。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老舍却是用基督教的精神来刻画这个人物的。钱默吟说：“给日本人作过一天事的，都永远得不到我的原谅!我的话不是法律，但是我诅咒的人大概不会得到上帝的赦免！”最后,钱默吟明确“我们的抗战不仅是报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打击穷兵黩武,好建设将来的和平。”从“以苟安懒散为和平”到“用沉毅坚决勇敢去获得和平”的跳跃是一种质的飞跃，基督教精神在老舍笔下的人物那里得到吸收、内化，进而升华。这也使老舍自己清醒地认识到，既不能固守“爱所有人”、“宽恕所有人”而放弃抗争；也不能像鲁迅所担心的那样“中国也仿佛很有许多人觉悟了，我却依然恐怖，生怕是旧式的觉悟”,所谓“旧式的觉悟”就是指自己解除压迫后却去压迫别人。老舍在现实中看基督，将基督精神内化。把基督精神与当时中国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更加容易看清基督精神对中国人精神的启迪。可以这样说，老舍是以勇于牺牲的精神擎起了“十字架”,在摒弃了狭隘的爱国主义的基础上,站在“人类”的高度上,使基督在更高的层次上光照着自己。
翻开老舍的作品，基督教的影子随处可见：《新爱弥耳》中的圣母和圣婴；以《圣经》“为神所拣选的人民”中命名的《选民》;《骆驼祥子》中对雨的描写：“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我们不能因老舍在作品中对基督教的批判就认为老舍在后期是反基督教的。基督教被老舍赋予了自己的含义，老舍不仅使基督教的博爱在血液里自由流淌，而且将它与时代和社会联系起来，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文章摘编自《语文学刊》（高教版） 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