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又是音乐性极强的宗教，其音乐生活从古至今比世界上任何宗教都更为密切和普及，一方面表现为基督教依赖音乐的特殊性，以此来求得传播与发展。基督教在布道的时候，常常通过赞美诗的形式，将许多深奥、抽象的教义和宗教思想，转化为都能被广大普通民众领受的通俗易懂的道理。并通过教堂音乐的渲染，使宗教特有的神圣、肃穆的性质凸显出来。另一方面基督教与音乐文化的融合关系，对音乐艺术的发展也起着推动作用，并影响着音乐的内容和表现手法。因此可以说，基督教在西方艺术音乐的发展中具有奠基的作用。基督教进入中国已有千年的历史，音乐作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而来，并以其独特的传播方式冲击和影响着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音乐文化形态，加上20世纪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推波助澜，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广泛影响。
根据资料考证，基督教首次传入中国，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由聂斯脱利派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等经波斯传到都城长安，当时被称为景教，在中国延续大约200多年，直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朝廷下令禁止佛教，波及景教，有教士2000余人被逐，致使景教在中原停止传播，但在边远地区仍有活动。到了公元13世纪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末年，中国和罗马教廷正式建立了联系，从此基督教中的分支天主教获准在京城传教，基督教第二次传入中国。至14世纪初，已达江浙、福建、新疆和今内蒙古五原等地。公元14世纪，明代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它是由西班牙籍天主教耶稣会士沙勿略从1540年开始东行转到中国广东沿海一带，但并未获准进入内地传教。到了165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得到明朝两广总督的同意，进入广东肇庆，才正式开始了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第三次传教。随着16世纪欧洲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基督教脱离了罗马天主教，随之而来的是公元19世纪改革后的基督教，替代了以往的天主教。纵观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我们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高潮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元 7世纪的唐代，第二阶段是公元13世纪的元代，第三阶段是明代。
一、基督教促进了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
清末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了唐代景教赞美诗卷子手抄稿，题为《景教三威蒙度赞》，这是至今发现流入中国的最早赞美诗的珍贵资料。从歌词上看已经是十分汉化了的民间诗歌形式——— 七言、有韵。
从明代晚期到清代戊戌维新变法之前，是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主要是由传教士在其中起着桥梁的作用。利玛窦就是为建立这种桥梁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传教士们中间的杰出代表。公元1582年，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被派到中国传道。1601年 1月利玛窦第二次到达北京时，向当时的明神宗进献了西琴，所谓西琴即当时的古钢琴。并最早翻译了赞美词《西琴曲意》八章，授于与他同时进京的庞迪在中国宫廷教授，这是已知键盘乐器音乐在中国的最早传播与教学。稍后，德籍传教士汤若望为宫廷撰写了一本《中文钢琴教材》，介绍古钢琴的构造及其演奏方法但是这本书籍未能流传下来。1639年意大利籍传教士毕方济，又向明朝宫廷进献了一台“风篁”（管风琴），从此以后进入中国的古钢琴、管风琴等西方乐器就陆续增多了。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康熙非常信任和器重西方传教士的学识，热衷于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他甚至任命传教士南怀仁钦天监监副官，同时又作他的音乐教师，命传教士徐日升到宫中讲授欧洲音乐理论，并用古钢琴弹奏中国的曲调。徐日升为此用汉文撰写了《律吕纂要》。后魏廷珍等编修了《律吕正义》共五卷书。这两部书是西洋音乐理论在中国的最初传入。乾隆年间，虽然天主教早已在全国范围内遭禁，但在北京，却仍有为数不少的外围传教士在这里活动。因为宫中数以百计的自鸣钟、八音盒、西洋乐器的维修、用的西洋音乐教师更是非传教士不可。朝廷对这些传教士某些特长的依赖，也就听任了他们在北京的传教活动。根据西方传教士从北京寄往欧洲的信函可以了解到，在当时北京的教堂不但有国人聆听弥撒、经文歌，而且也有中国儿童参加唱诗班，中国青年参加圣乐团。在方蒙著的《中西交通史》这样记载过西乐在乾隆宫的演出：
有若干意大利耶稣会士，曾以著名滑稽歌剧教人演出，颇为高宗所欣赏，特命组织乐队演此剧，并特建一院，形似舞台，绘剧中各幕景状，俾同时可以耳聆目赏。
西方传教士在向中国介绍欧洲音乐的同时，也向欧洲介绍中国音乐。利玛窦是比较系统地向欧洲介绍中国音乐的第一人。在他所著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是这样介绍的：
我想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有些人组成旅行戏班，他们的旅程遍及全国各地，另有些戏班则经常住大城市，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有时候戏班主买来了孩子，强迫他们几乎从幼就参加合唱、舞蹈以及表演和学戏。几乎他们所有的戏曲都起源于古老的历史和小说，直到现在也很少有新戏创作出来。纪念孔子……这种特殊的典礼伴有音乐……这些古怪的乐器，一齐鸣奏，其结果可想而知，因为声音毫不和谐，而乱作一团。中国的乐器很普遍，种类很多，但他们不知道使用风琴与翼琴，中国人没有键盘式的乐器，在他们所有的弦乐器上，琴弦都是用棉线捻成的。他们似乎根本不知道可以用动物的肠子做琴弦这一事实。他们用乐器在音乐会上演奏于我们的作法非常一致。中国音乐的全部艺术似乎只在于产生一种单调的节拍，因此他们一点不懂把不同音符组合起来可以产生变奏与和声。然而他自己非常夸耀他们的音乐，但对外国人来说，它却只是嘈杂刺耳而已。
在这本书中向西方比较深入地介绍了中国17世纪的戏曲、宗教仪式音乐、中国乐器以及中国人初次接触西洋乐器时表现出的态度。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音乐的描述应该说是客观地如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音乐的一些情况，但是由于东西方音乐审美观念的差异，以及对中国音乐的生疏与隔膜，在介绍中国音乐时夹杂着一些贬评。
传教士中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音乐的另一位杰出人物，是 18世纪后半叶到中国的法国传教士阿米奥。阿米奥精通音乐，并擅长吹长笛、弹羽管键琴。他的法文著作《中国古今音乐记》是最早用西文写关于中国音乐的专门著作。他曾这样写道：
中国音乐的历史与中国的朝代一样久远。中国音乐体系，比我至今所知道的任何一种音乐体系的历史都早。中国音乐的体系与古希腊、古埃及的音乐体系只是有部分的不同。中国音乐体系是与这民族的一切知识连在一起的，并成为这个古老民族的生存基础。……要了解中国音乐，就要去熟悉中国人的思维，去聆听中国音乐。
著作中充分体现了尊重中国音乐文化，对中国音乐的客观评价，第一次以音乐学的观点提出了中国音乐是个独立的、完整的音乐体系以及研究中国音乐的途径。这对一个外国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该书出版以来，一直被西方学者当作研究中国音乐的重要参考著作。
在1761年到1792年间，阿米奥又翻译了五篇关于中国音乐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李光地《古乐经传》和《论中国古代和现代音乐》，使西方人了解到中国音乐的历史简况，了解中国的五声音阶，十二律吕中的“阳律”与“阴律”，这对于当时的欧洲了解中国音乐的独特体系来说，是带有开创性的学术交流工作。阿米奥在乐器方面还将笙介绍到欧洲，从而迅速引发了三种更具有普及性的新型乐器的发明———德国的口琴、手风琴、法国的簧风琴，这是中西方乐器交流结出的硕果。阿米奥对中国古老的音乐文化极其重视，为向欧洲介绍中国音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教堂音乐—赞美诗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借鉴
教堂音乐是基督教特有的音乐形式。唱赞美诗是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基督教会音乐活动。他们用赞美诗祈祷，进行各种的宗教仪式和心中向上帝进行情感交流。到中国来的第一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带来的是格里高利圣咏。而19世纪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带来了众赞歌。
赞美诗在唐代就开始在我国流传，那时的赞美诗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和《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到了元代14世纪初意大利罗马天主教士约翰· 蒙高维诺来中国，在北京建立教堂并组有唱诗班。到 了明代中国人吴历作有《天乐正音谱》。这本诗歌是用中国传统音乐的曲牌和古歌填词而成的弥撒和赞美词歌。吴历是中国创作赞美诗歌的第一人，他创作的《仰止歌》至今还被传唱，1985年被收入了《赞美诗新编》，排在第386首。
16世纪欧洲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使宗教音乐打破了只用拉丁文演唱圣咏的习俗。他们采用本民族语言、民间曲调作为素材，来创作和演唱赞美诗，使得赞美诗显得明朗、乐观，注重人内心的情感表露，体现了民族意识，与传统、庄严、肃穆、神秘的圣咏形成鲜明的对比。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广州，标志着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开始，1818年他编译用汉文的《养心神诗》即赞美诗Hymn的旧译，它开创了以汉文唱赞美诗的历史。后又发展用各地地方方言演唱赞美诗。1861年出现了福州方言《榕腔神诗》、潮汕方言的《潮腔神诗》。为了使布道能更沁入人心，有的传教士和中国信徒，还选用中国的传统曲调、民俗曲调来演唱赞美诗。此时的教堂音乐不但歌词开始汉语化，曲调也吸纳了中国民族音乐出现了多种方言、民族和阶层特色的赞美诗。地处云南怒江一带的傈僳族，大约从本世纪初起有外籍基督教传教士进入该地布道。他们采用以傈僳文翻译《圣经》和赞美神，因此有的歌词带有傈僳族文学风格，赞美诗的音乐中既有基督传统歌曲，也有带傈僳族音乐风格。传教士还深入少数民族边缘地区，并印有大量的在各民族教徒中使用的赞美诗集，有些民族没有文字，传教士们便用简化的拉丁字母和一些符号为当地民族语言注音，用字母谱和符号作赞美诗乐谱的音符。19世纪80年代山西霍贾州人，英国新教内地会牧师席胜魔创作了一些具有当地民间音乐风格的赞美诗，据考证，这是中国最早的赞美诗曲调创作，比起前人借用民间曲牌填词进了一大步。
1922年中国的基督教徒提出了“本色教会”口号，这是中国基督教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反映中国教徒争取独立自主，提倡民族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这使得中国基督教音乐文化产生了很大变化在礼拜仪式上唱起了中国人创作的赞美歌。1931年中华基督教会发起编订一本统一的圣歌集，名为《普天颂赞》，这书赞美词由我国著名的音乐家杨荫浏、周淑安、李抱忱等参加作词作曲等编辑工作。所选550首圣歌中，除欧美各国的新教歌曲外，其中72首是采用了中国的民歌、古曲和新创作的中国音乐。由于参加编辑的音乐家具有较高的中西音乐修养和中外文字造诣，所以赞美诗能够较注意汉语的语言特点，使其与音乐能够完美的结合，提高了赞美诗的艺术性对后几十年的新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在全国各教会的《赞美诗》又根据内容可分为《颂赞歌》即歌颂神的歌曲；《经文》歌曲；以《圣经》中的章节为歌词，谱曲传唱，便于信徒记住经文；感恩《歌曲》感谢耶稣的救恩和述说神的恩典；《传福音》歌曲，以传讲耶稣救赎大恩为内容的歌，《礼仪》歌曲，在婚丧仪式上所唱的歌；《圣诞歌》欢庆圣诞节所唱的歌 曲。
近年来随着音乐文化主流的改变同样也影响着教堂音乐。特别是由港台或海外传入的基督教音乐，他们思想活跃，采用现代流行音乐手法来创作颂赞歌。歌词内容变得亲切、通俗、易懂。伴奏常用现代电声乐队，用通俗唱法进行演唱，有时还伴有活泼的舞蹈动作，这种圣乐的创新深受年轻信徒的喜爱。美国电影《疯狂的修女》中展现出来的赞美诗轻松现代的排练和演唱场面，正是近现代教堂音乐发展追求新的趋向，我国的赞美诗也正在受其影响。
中国人对西方宗教音乐的态度是在其曲折的传播中发生着变化。随着对教堂音乐的了解加深，教堂音乐开始融入了民族音乐，它的音乐功能和价值在发生着变化。由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曲调大多缓慢悠久，节奏舒缓，不利于表达鼓舞斗志，激奋人心的时代呼声，也难以用于集体歌唱。所以民国元年著名的冯玉祥将军就借用基督教赞美诗的曲调重新配置歌词，编成军队中所用的若干歌曲。有些学堂乐歌也曾选用赞美诗的曲调进行填词改变。
三、教会学校——推动了我国音乐的发展
基督教为了达到使中国基督化的目的，一方面在中国各个大小城乡布道，一方面开办教会学校。兴办教会学校是在中国传道活动一个新的项目，教会学校除隶属教会具有传播宗教的功能外，另一方面又不同于教堂的单纯宗教化。它具有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中的文史哲、数理化、音体美。在学校设立音乐教育打破了我国传统音乐的传承方式，对我国的音乐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当西方音乐的教育制度被付诸实施时，西方音乐的传播范围从以教堂为主走向了广阔的社会。
在中国最早创办的基督教学校的是1839年在澳门以传教士马礼逊命名的“马礼逊纪念学堂”。从1839年第一所教会学校的兴起到 1899年，据统计全国的教会学校约达2000所，学生40000人以上。起初是以招收读不起书的贫穷幼童为主，自1877年以后又创办了高等院校，面向社会招生，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子女，其数量迅速发展起来，更是加速了西方音乐教育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随着创办教会学校不断趋向完备，音乐教育就越受到重视。音乐课由早期的唱歌课向合唱、器乐演奏及合奏等多种形式发展，教学内容也由早期单一的赞美诗向学习非宗教西方音乐以及多方面音乐知识发展。如1892年美国基督教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西女熟，音乐是该校三门选课之一，内容包括钢琴、声乐弦乐。钢琴的修业期限包括小学阶段不少于12年，已具有专科的性质。同时，该校还经常面向社会举行音乐会，这时，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的社会影响也随之扩大，使得中国数千年固有的传统音乐形态受到很大影响。
教会学校的兴起，在音乐文化观念上打破了封建的统治，也为中国的音乐教育和以后的“学堂乐歌”提供了经验与基础，又为我们带来了西方先进的音乐教育模式。1905年，中国清政府取消了千年以来一直沿用的科举制度，建立了西式学堂。在这些学堂中，也开始了教授唱歌。教会学校促进中国音乐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为今后中国音乐教育的兴起，培养了一大批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我国著名音乐史学家、民族音乐学园地的垦荒者杨荫浏先生早年就曾向美国传教士郝路易女士学习钢琴和作曲，在她处接触到大量的英文音乐书刊，进一步开阔了他的视野。由于对西洋音乐的学习和了解，使他具备了中西音乐两方面的知识，成为以后他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工作的良好条件，后来又进基督教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学习。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秧歌剧《兄妹开荒》的创作者、作曲家安波。早年为躲避军阀混战，曾在当地法国教堂避难半个多月，深为宗教音乐所打动，直接影响了他以后从事音乐的选择，1933年夏考入曲阜师范。中国近代声乐事业的先驱女声乐教育家周淑安，1894年出生在福建厦门一个基督教家庭，在当时的厦门还没有正规的音乐教育，只能在教会里接触一点音乐，她跟在教堂里弹钢琴的二姐学习五线谱，1912年前往上海特别重视音乐教育的教会学校中西女塾读书。老一辈著名的声乐艺术家应尚能、赵梅伯、孙家馨都受到过教堂音乐的影响，曾在教会学校学习过，并曾加过教会的赞美诗演唱。指挥家杨嘉仁、马革顺、作曲家马可、章枚、音乐教育家许勇三等同样早年都受到过基督教音乐教育的熏陶。西方音乐对他们后来从事音乐工作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老一辈的钢琴教育家，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都从师过传教士学习钢琴，在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这些音乐家们对中国近代的音乐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动了中国音乐教育向前发展的进程。
四、结 语
在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里，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如今在全球性的文化中，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思想可以保持“独语”状态，任何一种音乐文化都不可能在自己原有的封闭中发展。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在某一方面是西方列强在文化上的侵入，但是，另一方面却也起到了开启文化之窗的作用，使中国人从此得以窥见域外世界的新鲜图景。一时间西方各国各地的教会纷纷派出传教士来华，当时各教会使用的赞美诗，成了西方音乐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载体，同时也将西方近代音乐文明的成果带到了中国。中国人最初通过学习这些赞美诗，学得了多种谱式和西方乐理。民族音乐的传统格局被打破，出现了音乐多元化发展的格局，我国沿用千年的工尺谱记谱法，被现代广泛通用的五线谱和简谱所取代。尤其是教会学校这种新型的教育兴起，使得以西方音乐教育体制为模式的音乐教育初见端倪。尽管表面上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但实际上是一种主动的文化进取，并为后来学堂乐歌的兴起铺垫了基础。